巴枯宁瑞士演讲・一

同志们，自从1789～1793年大革命以来，欧洲各国继续发生的大事，没有一件有如今日以巴黎为舞台的那种壮剧那么伟大与重要。

我们号称“近代的”世界或中产阶级文明的世界是由两种历史的事实，两种深可纪念的革命所构成。第一种名为宗教改革，于十六世纪之初破坏了封建制度的根基——教会的无上权，我们都知道封建领主的独立的几乎绝对的权力是建筑在教会上受教会祝福，得教会保护的。他们当时权力之大乎与一般国王等，或且超而过之他们要人相信他们的权力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恩宠，现在受宗教改革的影响，教会的无上权既被破坏了，他们的末日也就肇端与此了。在宗教革命之前的二世纪中，欧洲的中产阶级皆不断地缓和地在预备着他们自己自己的解放，地方自由的连续的扩展，同时为共必然的结果与情景的工商业也继之而发达，待宗教改革那颗爆裂弹一爆发，他们就得到了一种新的活力。

以后从这种革命中跃出了一种新的权力，可不是有产阶级的，却是国家的。因为有产阶级在此时还没有到飞黄腾达的时期，而英国君主的立宪的贵族的国家，与欧洲大陆的君主的独裁的，贵族的，军阀的，官僚的国家就是这种新的权力的代表，另外还有瑞士与荷兰的两个小共和国不记在内。

我们请将这两个共和国放在一边，专门来考察各君主国罢。宗教改革后，各国的阶级关系与社会及政治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仔细来研究一下。

俗话说得好：“擒贼先擒王。”那么我们就从为当时权力主宰的教士着手罢，我之所谓教士不但指旧的教士言，而一切以神的祭祀为生活，整批或零碎地向我们做“上帝生意”的新教士也在此例。至于使他们彼此分离的神学上的差异，既然是那么微细而无稽，我们于此不必白费功夫。

宗教改革以前，教会与教士及其为首的教皇是地上真正的领主。就教会的教义说，世界各地有时间性的权力，最有势力的君主，国王或皇帝，若不得教会的承认允许，他们是不能行使其统治权的。人们都知道，中古后期二世纪是冠冕的国王与无上的教皇，万能的国家与万能以上的教会作剧烈的争斗，前者愈战愈兴奋，后者愈战愈退却。最后宗教改革运动宣告了国家的独立权，于此种争斗期以终止。教会承认君主的权利是从上帝直接所赋予，与教皇或任何教士没有关系，于是君主因此有此种完全“神的”来历，就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至尊至贵的统治者了。君主的暴政根基就这样的筑于教会的废墟之上，因此教会自主妇退而成为国家侍婢，成为寡头君主手中的统治之工具。

君主被认为教会之首，不但在新教的国家，如英吉利等国是如此，就是在旧教的国家，如西班牙等也不在例外。罗马教会的威权受到宗教改革的可怕打击后，没有外助再也不能单独维持下去了。于是想保持它的生命，非得求助于各国有时间性的君主不可。但是，人们都知道君主不是好惹的，他们的援助无时不想得报酬。他们，除开他们的权力与他们的财政——二者通常相依为命——的崇拜外，别无所谓宗教。所以想要买得他们的一臂之助，教会只有对他们表明此后一定能够并愿意替他们效劳。宗教改革以前，教会往往搧动平民反抗君主。宗教改革以后，它就成为各地——瑞士也在内——君主的联盟者，助政府反抗平民，成为国家人物或统治阶级手中的黑警卫，它所负责的使命是教民众要安分守己、忍耐，无论如何都要服从君主并要求民众拒绝地上的财产与享乐，理由是说平民应地上一切好处让给地上的幸福者，使来世可以得到天堂的宝库。你们都知道的，就在今日，一切的基督教会，无论是新的或旧的，仍在继续不断地宣传这种教义。所幸它的听众渐渐地减少了下去。我们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它因缺少信徒，换言之缺少被欺骗的呆子而不得不关闭它的传道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宗教改革以后的贵族与封建阶级中所发生的变化罢。封建阶级虽然经历了此次暴风烈雨，但仍为土地的特权几乎唯一的领有者，可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政治的独立权。在宗教改革以前他们与教会是一样的，都是国家的敌人，或势均力敌的竞争者。经过了此次革命，他们也与教会一样，成为了国家侍婢，且是宠幸的侍婢。国家一切军事与民事的重要职务皆操与他们之手。欧洲无论大小君主的宫廷皆为他们所充塞。昔时那么倨傲，那么独立的，最大的封建领主，现在都成为国王的，有头衔的侍从。他们虽然丧失了他们倨傲与独立，可是他们的傲气却依然保守着，不但保守着，而且有增无已，所以可以说傲气是一般当奴隶的人的特具之病。他们在国君之前，虽然是奴颜奴膝卑鄙到十二分，可是对于中产者与平民却更加目空一切，更残暴傲慢，却仍无稍改他们此时劫掠敲诈虽不用神权或他们本有的名义了，可是在国家的利益，与君主神圣的托词下，却依然以人民为鬣狗。

贵族的此种性质与特别的情景今日几乎完全保存于德国，德国真是一种奇异的国家啊！梦想最美最高尚的事物，好像它是特具之才，可是结果只是最丑最卑鄙的实行。不信，看最后的一次战争之无耻残暴与野蛮的行为，可怕的，残暴的日耳曼帝国之构成，诚为欧洲各国自由的一大恫吓，以那个宪兵式的同时是嗜血好战的皇帝的暴政，佐以流氓式贵族的愚蠢与野蛮，统治着日耳曼，无异于全人类以可怕的挑衅哩。

中产阶级因有宗教改革，完全从独立的，个人的强盗，或劫贼式的封建领主的劫掠与暴政中解放出来，然而不久他们又觉得重陷与新的暴政与劫掠中，封建领主改变了面目，不似以前那么杀人越货，但是成为国家的忠仆或国家合法的强盗与劫贼，以国家的经常税的名义吸吮人民的脂膏。这种由无秩序乱来的封建劫掠变为比较有秩序合法劫掠的国家劫掠，起初似乎颇得中产阶级的欢心。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食则味来”，开始是能轻微易纳的国家赋税，以后就一年一年的高涨起来了，虽然没有涨到我们今日那些君主国中那么可怕的程度，然而在当时已经足以使人们日夜不安了。为什么赋税涨得那么厉害呢？

一，因为战争需要钱，自从宗教改革直至1789年革命的长时期中，已成独断的君主，几乎年年以国际均势的名义在从事战事，二，因为维持常备军需要钱，常备军成为此后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三，因为君主的宫廷中需要钱，君主之下集合着无数有头衔树雉鸡毛的侍从者，人人要他们的主人给予恩宠，于是宫廷的生活皆趋向于穷奢极侈，流氓似的贵族挥金如土，哪里晓得钱得来源，四，因为国家的各机关，如军事的最高机关、行政公署、警察等等，无一不需要钱，于是国家的费用浩大，非得借助于赋税不可。负缴纳赋税之责的第一当然是平民，其次就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直至法兰西大革命，差不多于平民处于同一地位，生来就为供给国王与其不知数的臣妾之费用，另外宗教改革虽然予中产阶级比较安全，但他们的自由却又加倍的损失。宗教改革以前，国王要反抗教会与封建领主，常与中产阶级为同盟，借其金钱维持争斗，而中产阶级也乐得趁机享受些独立与自由。自从教会与封建领主要服从国家之后，一般国王因用不着中产阶级了，于是就渐渐地剥削他们以前所获得的一切自由。

宗教改革后，中产阶级的情况既然如此，那么一般的民众，乡下的平民与城市的工人的情况如何，我们可不言而喻了。欧洲中部如德国、荷兰以及瑞士的一部分于十六世纪之初，正当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大声呼出了“与宫室战，与茅舍和”的口号，做过自谋解放的伟大运动。人们都知道此种是为中产阶级所卖，继为中产阶级宗教改革家首领路德与梅兰雪东（Mèlanchthon）所诅咒的运动，终于沉没于数万暴动的农民的血河中。此后农民更为奴隶的枷锁所缚，非但在权利上是奴隶，在事实上也是奴隶，终身为地主的牛马，法国直至1793年的革命，普鲁士直至1870年，而德意志各部分直至1848年方才获得解放。就在今日，德国北部还有些地方，最著者如梅克伦堡（Mcklenbung）农奴制还照样存在着，反倒不及俄国已经被废除了。

另一方面，城市的无产阶级也不怎么样，不比农民自由。他们中自分两类，一类是入了“同业公会”的工人，另一类是毫无组织的无产者。第一类受同业工头与雇主的各类章程的压迫，无论在行动或生产上都处处不自由被束缚，第二类更不用说，一切权力既被剥夺，自然是受一切人的压迫与垄断了。而赋税的最大部分，与任何时代一样，也必然是民众负担的。

无产群众之所以有这种普遍的破产与被压迫及中产阶级有一部分的破产被压迫，为的只是君主的、贵族的、官僚的、军阀的国家之伟大强盛与光荣，在国家在众人的崇拜中，替代了教会的地位，国家现在已经成为神的制度了。于是有所谓国家道德，与个人道德完全不同或相反，其而统御着社会。在未被宗教教条腐化的个人道德中，有一种多少为人类社会所了解，所承认，实行过的根基，此种根基非他，即人道与人格及一切人的自由权利的遵从。遵从一切人，这就是各人的义务，爱一切人并鼓励一切人，这就是美德的，反之强奸一切人的权利与自由，这就是罪恶的。但是国家的道德与此种“人的”道德相反，国家对于它的一切臣民，自认为最高的目的。以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方法，背反一切人道的法则与人类的利益，为它的强盛与伟大而效劳，这就是它的所谓美德。因为一切助长国家的强盛与扩展的，就是善的，反之，在人类的观点上无论如何高尚的有道德的行为，是恶的。一般国家的忠仆，如外交大臣、内阁阁员等之所以为什么要常用罪恶、欺骗等无耻与不道德的行为去报效国家。为国家进行卑鄙龌龊的工作，乃是可歌可颂扬名后世的善行。那就是国家的道德，完全是与人的道德背道而驰的。

就照国家本身的观念来说，也含有不可掩饰的矛盾。天下一家的国家永不会实现的，所谓国家是有一定的地域与人民，其范围皆由限制。无限的人类皆留于各个国家的范围之外，全人类即被分为或大或小或不大不小的无数国家，每个国家无论怎样小的，皆宣告并自认为是全人类的代表，或是某种至高无上的东西。于是凡是在它的范围之外的各国及其人民与人民的财产皆被视为毫无权利与存在的理由。故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与强力向别的国家攻击，侵占，戕杀抢劫，即为各个国家固有的权利。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所谓国际公法是永远不会成立的，之所以不能成立的理由是因为在国家的观点上说，凡是自己国家之外的，一概没有权利。只要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宣战，其国的人们对于敌国的人民什么罪恶的行为都在允可之列，都在奖励之列：屠杀啦，强奸啦，盗窃啦，破坏啦，放火啦，抢劫啦，这种都可以得到基督教的上帝祝福。最可笑的是，交战各国没有一个不以为上帝是站在自己这一边，——这样一来，真要把我们这巧妙的可怜的上帝给难住了，毕竟站在哪一边为是呢！而各国就以这样可怜的上帝之名义，继续不断地在地上作最残酷的罪恶行为。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做这可怜的上帝之敌人，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神的妄想与幻影是祸害人类的最重要恶根之一。我们之所以为什么又要做国家，一切国家最激烈的大敌。是因为只要有国家就将没有人类，只要有国家，战争的可怕罪恶，与破产之相连的，人民的贫困就会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永远不灭。

只要有国家，一般民众——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即将成为事实上的奴隶，因为他们并不是为自己的幸福与财富工作，是为国家的强盛与而空劳，而卖力的。然而国家到底是什么？人们说，国家是众人自由权利、财产实益的实行与表现。但是说这些话的人与说的人与那些说可怜的上帝是众人保护者的人一样的，是欺骗我们。自从有了神这种幻象在人类脑筋中盘旋之后，上帝，一切上帝，尤其是基督教的上帝，时常站在富者于强者一边，反抗无知贫困的民众。强者与富者最可憎的特权与最无耻的压迫与垄断，皆为他的代表，即教士所祝福。

一样的，国家也只不过是祸害大多数人而恩宠少数特权者的一切垄断的保镖罢了。它利用众人集合之力去保证几个人的特权、旺盛与幸福，而不顾一切人的人权。国家好比打铁店，少数人尽了铁锤的职务而多数人则成为被击打的铁砧。中产阶级直至法兰西大革命时，自由程度虽然比一般平民高一点，也为铁砧的一部分，故他们当时也是革命的。

是的，他们当时也是革命的。他们当时胆敢反抗神与人的一切强权，使人们怀疑上帝、国王与教皇这三大头，他们何等有魄力。他们尤其憎恨贵族，因为贵族占据国家中他们所急切欲取而代之的位置。但是，我不愿以私意度人，以致成为不公道者，我绝对不会说他们反抗神与人的暴政那种豪壮的举动是出诸私利的思想，由私利的思想所引导的。事物的力量或好说，他们的特殊组织的本质就要他们不以为然地去夺取政权。然而，当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与他们所垄断的工人阶级中间所隔阂的鸿沟时候，当无产阶级本身也没有觉悟到此种意识的时候，中产阶级以他们高尚的精神与伟大的气概，努力与教会和国家斗争的，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为一切人的解放而工作的。

自宗教改革至法兰西大革命这两世纪是中产阶级的英雄时代。他们因有财富与知识就渐渐地强大起来，终于大胆地攻击为国家教会所尊崇的一切制度。他们起初以文学与哲学的批评，推翻一切，然后再以公开的反抗，颠覆了一切旧的根基。1789年与1793年的革命是他们做成功的。虽然他们没有民众的力量无能为力，可是也要他们有组织此种力量，领导此种力量去反抗教会、王政与贵族的才能。当时只有他们有思想，民众所实行的一切运动都是他们创意的。中产阶级有自信力，他们知道有民众在他们背后与他们一道，他们就察觉到自己强而有力，可与敌人争斗了。

假如我们将十八世纪从中产阶级中出来的思想与行动的真正伟大的巨人，与今日我们所眼见的代表此种阶级而最享盛名的狂大的矮子一比，我们就会相信他们已至衰败之期，不久就要灭亡了。在十八世纪，他们是聪明的，勇敢的，英雄的，时至今日，他们已经露出怯弱、卑鄙与愚蠢的丑态了。那时他们满腔自信力，什么都敢，什么都能够做，今日他们已被怀疑入侵，因他们的不义之行，他们的意志力也渐渐地灰败了，他们的情景也一天一天的堕落了，他们此时只能将一副最可耻、无能的画图呈现于我们面前。

法国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很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的的真确，中产阶级不能解救法国的真相已完全显露出来了。他们宁可欢迎普鲁士人的的入寇而不愿借用唯一能救法国的平民大革命，他们从他们的虚弱的手中丢下人类进步世界解放的旗帜，巴黎的无产阶级今日已经向我们证明此后只有劳动者才能举起这面大旗。

这点我下次再来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