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三次大断裂

一个国家处于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冲突时，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必然会出现重大调整以消除内部矛盾和应对外部压力，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调整期或长或短，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规模与组织结构的复杂度及对外部世界的态度。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从“鸦片战争”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一个长达100多年的调整期。历经多次内外部冲突，才最终建立起的一个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单从内部冲突来看，有三次比较显著的“大断裂”。一次是“辛亥革命”，继之以“北伐战争”，归结于“国共大决战”。愈往后，社会的断裂面一次比一次大，政治动员一次比一次下移，民众对政治的卷入一次比一次广泛，矛盾冲突越来越剧烈与残酷。

为何如此？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经历过内部冲突后，是否达到了预设的政治目标；其次在于整个社会最薄弱的层面位于何处。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根本命题是如何成为“强国”，这成为当时国民的共同诉求与社会共识，无论政治领袖、社会精英或者一些普通民众都有这种强烈的愿望。虽然他们可能在如何“强国”上有重大分歧，但要“强国”却是共同。无论是“戊戌变法”也好，“洋务运动”也好，还是“辛亥革命”也好，“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好，“爱国”也好，“卖国”也好，都是为了“强国”这一最终的政治目标。

但是，所谓的“强国”是个什么内容呢？在当时的中国人，甚至现在的许多中国人看来，所谓“强国”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政府说了算，不容许其它国家干涉，也不受外部世界价值的影响。就是要独立于世界体系与西方国家建立的规则之外。所以，“强国”实际是就是要恢复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摒弃清政权那样对外软弱的政权。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次重大分裂，“辛亥革命”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是不奇怪的。因为清政权是“家天下”加“族天下”，在统治集团内部有着重大的利益冲突。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塔尖的某一横断面是最薄弱处，就是汉人官僚与满清皇族之间的衔接处。原因在于满清是少数民族统治，汉人官僚与底层的联系比与清廷的联系更强。

但是推翻清廷之后，北洋政府对外仍然非常软弱，没有满足大部分人的政治期望。北洋政权是一非常脆弱政治平衡，是一个非稳定平衡系统，小的扰动就会让它失去平衡，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平衡。它的内耗非常大，比清廷更难整合国家的政治力量，对外形成合力。北洋时期虽然可以是走向宪政民主的起点，但因为缺乏坚实的宪政政治基础，又缺乏外部力量强有力的规制，更主要的是建立强大的政权是中国预期的政治目标，所以，会更容易滑入集中与加强政权权力的轨道。袁世凯想称帝，孙中山要建党国，都是为了要集中和加强权力。

那么，第二次大分裂“北伐战争”，就发生在社会的中层，发生在以“革命党”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与以旧官僚为核心的“北洋政府”之间，发生在两个事实上不相隶属的政权之间。冲突层面下移，更多的中下层民众卷入进来，冲突也主要集中在城镇。但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还是对外软弱。它同样对外要依赖美国、在它统治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进一步扩张。还是无法满足大部分人的政治期望。所以，社会结构就还需要调整。

相比而言，国民党政权比北洋政权和清廷对外要强硬些，收回了不少的主权。但因为它仍然没有完全满足人们的政治预期，所以，它仍然是一个非稳定平衡，只是稳定性要比北洋政权和清廷高一些。那么，第三次分裂就发生在社会底层，发生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广大的底层民众，主要是农民卷入进来了。共产党通过“发行群众闹革命”将冲突由城镇扩大到了农村。这一次冲突更接近于中国过去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但也有许多重大的区别，在此不论。

最终，通过这次天翻地覆的冲突，中国社会进行了自下而上，全方位的整合，消除了分散的权力，重新建立起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政权。借助于外部世界的组织与技术手段，中国终于又实现了独立于世界与世界规则之外的愿望，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将外部势力从中国彻底赶了出去，将外部世界在国家政权软弱时对中国施加的影响也彻底清除了出去。这才完全实现了先前预设的政治目标，而收敛于一个稳定平衡状态。它具有相当高的抗扰动能力，至少在一定阶段是如此。

殷鉴不远，我们可以问一问，当今中国是否具有比较一致的政治目标，如果有，是什么？对不对？以及当今中国社会最薄弱的横断面位于哪个层面？

2011年12月20日